矽谷的健忘症：歷史感缺失的代價
談及自1992年以來矽谷的驚人轉變，艾夫爵士引用了電腦科學先驅艾倫·凱 (Alan Kay) 的一個深刻觀點：「軟體和電腦產業就像流行文化一樣，往往缺乏歷史感。」他指出，這種對先驅者及其思想根源的忽視，使得產業容易重複過去的錯誤，或是在追求新奇時迷失方向。缺乏對「前因後果」的理解，讓許多創新顯得短視，難以形成真正深遠的影響。
創造的印記：產品是價值觀的證明
艾夫爵士深情回憶起在藝術學校與麥金塔電腦 (Macintosh) 的初遇。那不僅是一台機器，更像是一扇窗，讓他意識到「人們所創造的東西，是他們自身及其價值觀的證明。」他認為，麥金塔電腦之所以偉大，是因為它「是由一群具有明確價值觀的人創造的，他們專注於人文和文化，旨在推動人類進步，而不僅僅是滿足某個價格點。」這正是史蒂夫·賈伯斯著名的「心靈的自行車」(a bicycle for the mind) 概念的具體體現——工具應當賦予人類更強大的能力，拓展心智的邊界。
「陰險的謊言」：警惕唯數據論的陷阱
在當今這個數據驅動的時代，艾夫爵士對過度專注於可衡量指標的現象提出了嚴厲警告。他將僅僅聚焦於進度、成本、速度、重量等數據的行為，稱之為一道「陰險的謊言」(an insidious lie)。他強調，儘管這些指標在產品開發中扮演重要角色，但它們絕不應凌駕於設計師和創意人員那些「無法衡量」的貢獻之上——例如直覺、品味、同理心以及對美感的追求。
他將此與早期矽谷那種「服務人類」的明確目標精神進行對比，感嘆如今這種精神在許多地方已悄然轉變，被金錢和權力驅動的議程所取代。這種轉變，正是對「心靈的自行車」理念的背離。
設計的溫度：愛與關懷是「精神層面的東西」
那麼，好的設計究竟源自何處？艾夫爵士認為，基礎價值觀和明確的目標感至關重要，他將其描述為一種「服務導向」(service orientation)。他堅信：「當產品是用愛和關懷製造出來時，即使是微小的細節，使用者也能感受到。」他以蘋果產品中對電線整理的執著為例，說明這種對細節的極致追求，並非無的放矢，而是一種「精神層面的東西」(a spiritual thing)——一種對人類同胞的感激之情的表達。
這與「為彼此創造事物」(creating things for each other) 的理念緊密相連，超越了僅僅滿足消費者慾望的層次，暗示了一種更深層次、由團隊共同價值觀驅動的創作動機。
美感與實用性的共生：現代主義的啟示
對於美感與實用性的關係，艾夫爵士的觀點十分明確：「如果一件東西不好用，那它就是醜陋的。」他將實用性和功能性視為美感不可或缺的基礎。
他回顧了早期現代主義的發展，當時的設計師們對新材料（如用於家具的彎曲管材）充滿了探索的興奮。最初的設計或許並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「美觀」，但它們是由材料本身的特性和可能性所驅動的。這種探索精神，與後來蘋果產品所展現的精緻美學，雖路徑不同，但都體現了對設計本質的思考。艾夫爵士也提及了建築理論家克里斯多福·亞歷山大 (Christopher Alexander) 的觀點，即追求一條「更人性化的道路」(a more human path) 往往比執著於主觀的美感更能指引設計方向，這與他強調的「關懷」不謀而合。
創新的雙刃劍：責任、連結與團隊儀式
創新總伴隨著意想不到的後果，艾夫爵士坦承，創作者有責任去承擔這些後果。那麼，如何確保團隊在創新的過程中，始終堅守正確的價值觀呢？他分享了其設計團隊中的一些獨特「儀式」，例如一起做早餐，或是在共享的個人空間（如家中、地板上）共同工作。
這些看似簡單的儀式，卻是培養團隊成員間「脆弱感、信任感和更佳傾聽能力」的關鍵。在這樣的氛圍中，團隊的動機和價值觀更容易保持一致和人性化，從而降低創新可能帶來的負面風險。
規模化的挑戰：品味、責任與「為何關心」
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，維持統一的設計品味和判斷力成為一項巨大挑戰，因為個人的影響力會被稀釋。艾夫爵士認為，雖然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，但在專業設計領域，「並非所有意見都具有同等份量。」
他指出，即使在早期現代主義中，有些作品可能刻意顯得不和諧或醜陋，甚至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（例如包浩斯運動在當時被某些人視為社會主義的象徵），但蘋果的產品以及他現在於 LoveFrom 的工作，都始終將「美觀」作為重要的追求。
當被問及像 Stripe 這樣專注於支付基礎設施的公司為何要如此關心設計時，艾夫爵士的回答直指核心：「如果 Stripe 不關心（設計），它就不會是今天的 Stripe，而我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裡了。」他堅信，「關心他人是參與人類社會的責任和特權。」這種關懷，是驅動卓越的根本動力。
AI浪潮下的深思：科技始終應以「愛與工作」為核心
展望未來，艾夫爵士對當前科技發展的速度，特別是人工智慧 (AI) 的崛起，表達了深切的憂慮。他觀察到一個令人不安的模式：「社會往往在科技產生重大影響之後，才開始討論其後果。」他強調，即使創新者的初衷是良性的，他們仍然需要對其產品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負起責任。
他引用了心理學家弗洛伊德 (Sigmund Freud) 的名言——「愛與工作 (Lieben und Arbeiten) 是人生的全部」。艾夫爵士認為，既然我們將生命中如此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關心他人，「不僅他人會因此受苦，我們自身的人性也會受到侵蝕。」因此，無論是設計實體產品、數位服務，還是社會結構，都應當以「關懷」作為最根本的出發點。
這場對話，不僅是對艾夫爵士設計哲學的一次精彩呈現，更是對整個科技行業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深刻叩問。在追求效率與創新的同時，如何不忘「關懷」這一根本，或許是每一位科技從業者都需要深思的課題。